与特伦对话: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社长Jonathan Cheng

与特伦对话: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社长Jonathan Cheng

离开近十年后,Jonathan Cheng近期再次回到大中华地区,担任《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社长。他14年前于《华尔街日报》展开新闻从业生涯,现在则开始探索他的新城市,北京。

从《华尔街日报》首尔分社迁往北京后,您在北京办公室的一天如何度过?
我的日常工作和我以前在亚洲的工作没什么两样:早起后首先要浏览一遍前日的晚间新闻,接下来会整理归纳我的电子邮件,以及接听地区的新闻选题电话,如果有什么突发新闻,我们会尽最大努力赶上美国的印刷截止日期。我会与我的一位团队成员,或其他朋友共进午餐,而下午和晚上通常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不论我们正在忙什么。晚餐后,纽约迎来白天,通常此时会与报社总部通一两个电话,以确保我们能协调好交接事宜。

您的新闻生涯从《华尔街日报》香港分社开始,且过去14年内您一直供职于日报,能与我们分享您在该报的个人经历吗?
离开校园后我开始在《华尔街日报》香港分社实习,从那时起,我几乎一直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我首先从香港搬到纽约,在那里我花了三年时间撰写关于股票市场的文章。股票市场从来不是我的专长,因此,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深入华尔街的世界,了解人们是如何谈论和考量股市的,这件事至今对我仍有帮助。在纽约工作后,我回到了亚洲,首先在首尔,我在那里度过六年时光,其中一半的时间担任他们的首尔分社社长,再然后,我来到了北京。

离开近十年后,您再次回到大中华地区工作,对此有何感想?对即将到来的旅程有什么期待吗?
来北京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因为这里大约比首尔分社规模大五倍,同事时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大陆担任常驻记者。在香港与首尔的工作已经让我对中国故事有所了解了,但从某些方面而言,我现在才开始真正接触与报道中国新闻。显然,我离开香港迄今十年,中国与香港、与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也希望在中国的工作能像我在首尔分社采访美朝关系(及其随后带来的重要外交变化)时一样忙碌与充实。

您拥有历史学位,您认为这方面的知识对从事新闻报道有何帮助?
我一直觉得历史与新闻互为映照。历史是我们观察当下事件的一个镜头。不论我们谈论过去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内我们个人的经历,抑或是几个世纪与朝代之事,某种程度上,这个道理可能放诸四海皆准。尤其在亚洲,似乎历史能被真实再现于所有我们参与报道的当下事件中。除非你了解历史,否则你不可能理解日本与韩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当然,这是对历史不同角度的阐释,历史带来了这些地区关系的紧张与冲突,但在亚洲,没有人会否认历史在这一地区的重现十分活跃。

《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对韩国和中国新闻报道的关注点有什么不同吗?
对我们以及许多西方媒体而言,韩国新闻的重点大多数都集中在朝鲜,而中国报道则将涉及它更多更广的新闻面。这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是个更大的经济体、拥有更多的人口,以及其地缘政治的紧张不仅仅涉及中朝关系,还包括它与所有的周边国家。

什么样的故事最吸引您?
显然,故事越大,记者便越想参与其中。但我一直对《华尔街日报》头版的A-Hed文章情有独钟。这个专栏可含糊地被描述为“古怪的新闻专栏”,是被更沉重、更具争议性的问题所占据的头版上的一点点新鲜空气。绝对有一种艺术让A-Hed文章恰到好处,这也是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都在追求完善的部分。但每当有人问我最引以为傲的故事是什么时,我一定会推荐A-Hed文章。

您会说英语、汉语、法语和韩语,您是怎么习得这些语言的?
我在加拿大长大,所以会说英语。法语则是我从六岁便开始在加拿大的学校里学习的。我的家人来自香港,因此也会使用广东话。高中毕业后,我便全心开始学习普通话。我身边有很多韩裔朋友,这激发了我学习韩语的兴趣,并使我有缘搬到首尔工作一段时间。但我要说的是:韩语绝对是最难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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