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与特伦对话：艺术新闻／中文版主编叶滢
《艺术新闻/中文版》的团队构成是怎样的，您目前主要的职责是什么？
我们的编辑团队每年会出版十期刊物,每期有自己的主题，数字平台基本上是每日更新。我们也会定期举办论坛，讨论我们关注的话题，比如在艺术与技术的交叉领域进行讨论的“未来志异”，刚刚举办的讨论“可持续的博物馆，可持续的艺术”，以及一系列聚焦女性创造力的论坛。
作为刊物的主编，除了日常的编辑工作惯例，我每年都会定下当年的工作议题，除了报道和专题策划之外，也会在行业内组织讨论，也经常做跨学科交流，希望激发出更多知识生产的可能性。如果你关注我们的刊物，在每一期的“主编来信”中，都可以看到我对当前议题的想法以及所展开的内容组织。
您从创刊开始就已经是团队的成员了，这十年来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瞬间？
2013年3月，《艺术新闻/中文版》第一期刊物出版。那年三月，纽约亚洲周的主题聚焦了中国艺术，古根海姆博物馆和何鸿毅家族基金宣布启动新的中国当代艺术计划，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计划要做中国的水墨大展（“水墨：当代中国的古为今用”），这是“纽约向东看”风潮所在，我在当时采访了这几个博物馆亚洲部的负责人，也在纽约亚洲协会看了明代晚期的艺术展“招隐：17世纪中国的书画、诗与政治”，很受触动。从刊物视角来说，“中国以外的中国艺术”（Chinese art out of China），在全球视野中理解华人艺术，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我个人而言，2018年的意大利之行，尤其是在南部的西西里举办的欧洲宣言展，展览主题是“行星花园，孕育共存”（The Planetary Garden. Cultivating Coexistence），对于我在之后投入做生态艺术的内容和项目，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艺术新闻/中文版》在见证了艺术界的变化之外，也参与到许多活动和展览当中。在这些项目中，《艺术新闻/中文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们不仅仅是艺术界见证者和报道者，也是一个艺术生态深度参与者和建设者。对于生态艺术问题的讨论，我们也有长期的准备。2021年我们和卡地亚艺术基金会一起，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做过名为“正在到来的绿色文艺复兴”主题论坛，邀请艺术家、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专家从科学和艺术的两翼来共同讨论如何来看待我们所面对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前一天（5月17日），我们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再次合作举办了“可持续的博物馆，可持续的艺术”主题讨论，邀请博物馆馆长、策展人、艺术家一起来讨论在艺术界的各个环节能够采取怎样的变革措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展览方面，去年我在昆明当代美术馆策划了“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我想通过这个展览发出一些新的声音：我们怎么重新看待艺术与自然的联系？如何从边缘撬动中心，以本土的资源激活艺术想象力？今年，我们和中国美院跨媒体学院发起的交流共学项目“向山学园”，是从今年开始展开的教育计划“永续之籽”的启动项目，这是我们从2019年开始的关于生态艺术的讨论的延伸。我们每年都会做与生态、物种、气候变化有关的特辑，围绕人类和自然、万物的关系展开，这与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的气候和生态危机密切相关，艺术也不例外。
无论是论坛还是展览，其实都是另一种内容表达的方式，《艺术新闻/中文版》的角色更像一个枢纽，通过一个话题，连结到艺术界以及其他学界的人。能否这样理解？
在过去的十年，我们关注的是艺术生态的结构，从博物馆、展览、艺术市场到艺术创作等环节展开我们的内容。但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我们对整个议题和议程的介入比以往更多，在这个时间点上，艺术的内核和艺术的对象都在发生变化，艺术创作所需的知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愿意参与到这些变化之中，参与到变化的塑造之中。比如，我们从2018年以来，每年都会做与女性艺术有关的调查、报道、讨论，这其中有对全社会，包括文化层面的讨论，也有对女性自身的意识变化的讨论。这也是影响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议题。
当代艺术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预示和理解当代的变化。艺术所做的不仅仅是拥抱变化，我们也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议题，持续提出新问题的能力，是当代艺术核心的能力。
刚刚我们提到，《艺术新闻/中文版》近年重点关注了可持续发展的话题，这个话题对于艺术界而言为什么重要？您的看法或是出发点是什么？
法国哲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说过，疫情引发的公共危机可能会过去，但生态变化则影响深远且不可逆，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危机带来的警告。经过这三年，我们所面临的生态、气候、能源短缺等危机，看似是很宏大的社会新闻，但其实我们都会卷入其中。博物馆作为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同样也参与到了社会生产和资源消耗中，如何降低艺术行业的能源和材料消耗，也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艺术新闻/中文版》所要关注的是结构性的问题，看到整个行业的走向。我们要做的工作也是让这些博物馆的内部改革、艺术家关照环境的创作能够变得可见，不管是被公众可见还是被艺术界更多的人可见。提出问题，也能做一些推进和改变。
大环境的因素，例如房地产的经济衰退以及这些新科技的出现，会给艺术行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国经历了一轮房地产发展的高速增长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依托房地产项目而诞生的民营美术馆。房地产发展的放缓和经营问题，在去年以来也导致好几个成立了十年以上的、由地产出资建立的民营美术馆关闭了展览空间，或是改变了工作方向。很显然，有一些行业的衰退会影响到以其作为主要资金支持的艺术机构。我之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在流沙之上建象牙塔》，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像浪潮一样，每段时间都会产生新的变化，在这些浪潮之上所建立的艺术机构，往往随着这个浪潮的波动而不再存在，这也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
而科技对于艺术的影响就没有间断过，这几年我们讨论元宇宙、NFT、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当代艺术的联系，我们现在拥有了可能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以来最强大的工具，这种技术迭代的兴奋和压力高于前人，也给当代艺术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和工具之间是什么关系，意识的主体到底是谁？我们不只是拥抱技术进步，而是需要不断的反思它所带来的可能性，乃至新的问题。
《艺术新闻/中文版》在今年三月参与和报道了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疫情前，你们每年也会对香港巴塞尔策划、报道相应内容。香港的艺术氛围或艺术版图有怎样的特色？
我有三年没去香港了，这次感受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香港艺术机构的建立和更新。我第一次去M+，看到了希克的收藏展，在国内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切面的研究性展览。另一个是大馆当代美术馆当时做的展览“神话制造者——光合作用III”，它关注华裔和亚裔LGBT群体的创作，这是一个会在社会文化史和当代艺术史上留下一笔的展览。
香港这座城市在艺术版图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在这里国际艺博会和拍卖会带来了活跃的艺术市场，还在于它丰富的画廊面貌及其所展出作品的前瞻性。香港所拥有的表达空间、多元的文化面向，都值得我们在香港多停留。
《艺术新闻/中文版》2013年在北京创刊，现在则在上海工作，这两个城市各自有什么特点？
我在北京生活了将近二十年，我职业发展最初阶段是从北京开始的，我也写过一本关于798十年变化的书——《窑变798》。我们在北京创刊是理所当然的，当代艺术的许多重要展览和活动都是在北京发起的，这里也有中国最多的艺术家工作室，我们也是整个艺术生态的一部分，跟各个艺术环节有密切的工作关系。
我们的团队在2019年从北京搬到了上海。2015年前后，上海诞生了越来越多的美术馆，民营美术馆的国际交流也非常活跃，上海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有更多的艺术中心和展览，也在于它有文明程度很高的市民，他们学习、认知和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非常高涨，与公众的互相交流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经过三年的疫情，中国与海外也慢慢地恢复了连接，您怎么看待疫情之后中国与国际艺术界之间的关系，会有哪些新的发展的可能性？
在过去的这十年间，中国的艺术受众在扩大，艺术市场变得更活跃了，但在过去的五年里，海外的很多重要的展览里中国艺术家出现的频率没有以前那么高。现在在海外很少能看到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型群展。在某种意义上，去掉国家标签，可能是因为国家整体实力在增强，不需要特别关照了，另外，艺术家个体也变得更强了。曹斐在海外做了很多大型个展，郑波也参加了欧洲宣言展和威尼斯双年展，也在欧洲做过个展。年轻一代不一定会因为他/她是中国艺术家才被重视，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艺术受到了重视。这种和海外的交流其实更平等。
疫情之后，我们也面临着一个重新建立交流和沟通的阶段，在互相沟通中，我们需要了解国内外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是什么。从明年开始，反映中国目前变化的国际展览又会在海外举办，所讨论的问题、展现的艺术家也会有一些变化。时代的列车有快有慢，它在慢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必那么焦虑，它快的时候，也不必那么兴奋，保持自己对于环境的敏感和提出新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编辑团队每年会出版十期刊物,每期有自己的主题，数字平台基本上是每日更新。我们也会定期举办论坛，讨论我们关注的话题，比如在艺术与技术的交叉领域进行讨论的“未来志异”，刚刚举办的讨论“可持续的博物馆，可持续的艺术”，以及一系列聚焦女性创造力的论坛。
作为刊物的主编，除了日常的编辑工作惯例，我每年都会定下当年的工作议题，除了报道和专题策划之外，也会在行业内组织讨论，也经常做跨学科交流，希望激发出更多知识生产的可能性。如果你关注我们的刊物，在每一期的“主编来信”中，都可以看到我对当前议题的想法以及所展开的内容组织。
您从创刊开始就已经是团队的成员了，这十年来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瞬间？
2013年3月，《艺术新闻/中文版》第一期刊物出版。那年三月，纽约亚洲周的主题聚焦了中国艺术，古根海姆博物馆和何鸿毅家族基金宣布启动新的中国当代艺术计划，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计划要做中国的水墨大展（“水墨：当代中国的古为今用”），这是“纽约向东看”风潮所在，我在当时采访了这几个博物馆亚洲部的负责人，也在纽约亚洲协会看了明代晚期的艺术展“招隐：17世纪中国的书画、诗与政治”，很受触动。从刊物视角来说，“中国以外的中国艺术”（Chinese art out of China），在全球视野中理解华人艺术，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我个人而言，2018年的意大利之行，尤其是在南部的西西里举办的欧洲宣言展，展览主题是“行星花园，孕育共存”（The Planetary Garden. Cultivating Coexistence），对于我在之后投入做生态艺术的内容和项目，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艺术新闻/中文版》在见证了艺术界的变化之外，也参与到许多活动和展览当中。在这些项目中，《艺术新闻/中文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们不仅仅是艺术界见证者和报道者，也是一个艺术生态深度参与者和建设者。对于生态艺术问题的讨论，我们也有长期的准备。2021年我们和卡地亚艺术基金会一起，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做过名为“正在到来的绿色文艺复兴”主题论坛，邀请艺术家、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专家从科学和艺术的两翼来共同讨论如何来看待我们所面对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前一天（5月17日），我们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再次合作举办了“可持续的博物馆，可持续的艺术”主题讨论，邀请博物馆馆长、策展人、艺术家一起来讨论在艺术界的各个环节能够采取怎样的变革措施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展览方面，去年我在昆明当代美术馆策划了“蘑菇之语：万物互联的网络”，我想通过这个展览发出一些新的声音：我们怎么重新看待艺术与自然的联系？如何从边缘撬动中心，以本土的资源激活艺术想象力？今年，我们和中国美院跨媒体学院发起的交流共学项目“向山学园”，是从今年开始展开的教育计划“永续之籽”的启动项目，这是我们从2019年开始的关于生态艺术的讨论的延伸。我们每年都会做与生态、物种、气候变化有关的特辑，围绕人类和自然、万物的关系展开，这与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的气候和生态危机密切相关，艺术也不例外。
无论是论坛还是展览，其实都是另一种内容表达的方式，《艺术新闻/中文版》的角色更像一个枢纽，通过一个话题，连结到艺术界以及其他学界的人。能否这样理解？
在过去的十年，我们关注的是艺术生态的结构，从博物馆、展览、艺术市场到艺术创作等环节展开我们的内容。但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我们对整个议题和议程的介入比以往更多，在这个时间点上，艺术的内核和艺术的对象都在发生变化，艺术创作所需的知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愿意参与到这些变化之中，参与到变化的塑造之中。比如，我们从2018年以来，每年都会做与女性艺术有关的调查、报道、讨论，这其中有对全社会，包括文化层面的讨论，也有对女性自身的意识变化的讨论。这也是影响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议题。
当代艺术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预示和理解当代的变化。艺术所做的不仅仅是拥抱变化，我们也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议题，持续提出新问题的能力，是当代艺术核心的能力。
刚刚我们提到，《艺术新闻/中文版》近年重点关注了可持续发展的话题，这个话题对于艺术界而言为什么重要？您的看法或是出发点是什么？
法国哲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说过，疫情引发的公共危机可能会过去，但生态变化则影响深远且不可逆，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危机带来的警告。经过这三年，我们所面临的生态、气候、能源短缺等危机，看似是很宏大的社会新闻，但其实我们都会卷入其中。博物馆作为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同样也参与到了社会生产和资源消耗中，如何降低艺术行业的能源和材料消耗，也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艺术新闻/中文版》所要关注的是结构性的问题，看到整个行业的走向。我们要做的工作也是让这些博物馆的内部改革、艺术家关照环境的创作能够变得可见，不管是被公众可见还是被艺术界更多的人可见。提出问题，也能做一些推进和改变。
大环境的因素，例如房地产的经济衰退以及这些新科技的出现，会给艺术行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国经历了一轮房地产发展的高速增长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依托房地产项目而诞生的民营美术馆。房地产发展的放缓和经营问题，在去年以来也导致好几个成立了十年以上的、由地产出资建立的民营美术馆关闭了展览空间，或是改变了工作方向。很显然，有一些行业的衰退会影响到以其作为主要资金支持的艺术机构。我之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在流沙之上建象牙塔》，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像浪潮一样，每段时间都会产生新的变化，在这些浪潮之上所建立的艺术机构，往往随着这个浪潮的波动而不再存在，这也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
而科技对于艺术的影响就没有间断过，这几年我们讨论元宇宙、NFT、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当代艺术的联系，我们现在拥有了可能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以来最强大的工具，这种技术迭代的兴奋和压力高于前人，也给当代艺术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和工具之间是什么关系，意识的主体到底是谁？我们不只是拥抱技术进步，而是需要不断的反思它所带来的可能性，乃至新的问题。
《艺术新闻/中文版》在今年三月参与和报道了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疫情前，你们每年也会对香港巴塞尔策划、报道相应内容。香港的艺术氛围或艺术版图有怎样的特色？
我有三年没去香港了，这次感受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香港艺术机构的建立和更新。我第一次去M+，看到了希克的收藏展，在国内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切面的研究性展览。另一个是大馆当代美术馆当时做的展览“神话制造者——光合作用III”，它关注华裔和亚裔LGBT群体的创作，这是一个会在社会文化史和当代艺术史上留下一笔的展览。
香港这座城市在艺术版图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在这里国际艺博会和拍卖会带来了活跃的艺术市场，还在于它丰富的画廊面貌及其所展出作品的前瞻性。香港所拥有的表达空间、多元的文化面向，都值得我们在香港多停留。
《艺术新闻/中文版》2013年在北京创刊，现在则在上海工作，这两个城市各自有什么特点？
我在北京生活了将近二十年，我职业发展最初阶段是从北京开始的，我也写过一本关于798十年变化的书——《窑变798》。我们在北京创刊是理所当然的，当代艺术的许多重要展览和活动都是在北京发起的，这里也有中国最多的艺术家工作室，我们也是整个艺术生态的一部分，跟各个艺术环节有密切的工作关系。
我们的团队在2019年从北京搬到了上海。2015年前后，上海诞生了越来越多的美术馆，民营美术馆的国际交流也非常活跃，上海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有更多的艺术中心和展览，也在于它有文明程度很高的市民，他们学习、认知和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非常高涨，与公众的互相交流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经过三年的疫情，中国与海外也慢慢地恢复了连接，您怎么看待疫情之后中国与国际艺术界之间的关系，会有哪些新的发展的可能性？
在过去的这十年间，中国的艺术受众在扩大，艺术市场变得更活跃了，但在过去的五年里，海外的很多重要的展览里中国艺术家出现的频率没有以前那么高。现在在海外很少能看到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型群展。在某种意义上，去掉国家标签，可能是因为国家整体实力在增强，不需要特别关照了，另外，艺术家个体也变得更强了。曹斐在海外做了很多大型个展，郑波也参加了欧洲宣言展和威尼斯双年展，也在欧洲做过个展。年轻一代不一定会因为他/她是中国艺术家才被重视，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艺术受到了重视。这种和海外的交流其实更平等。
疫情之后，我们也面临着一个重新建立交流和沟通的阶段，在互相沟通中，我们需要了解国内外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是什么。从明年开始，反映中国目前变化的国际展览又会在海外举办，所讨论的问题、展现的艺术家也会有一些变化。时代的列车有快有慢，它在慢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必那么焦虑，它快的时候，也不必那么兴奋，保持自己对于环境的敏感和提出新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